钱令希
钱令希著《超静定结构学》
1994年，钱令希（左三）在“钱令希力学奖励基金会”颁奖仪式上致辞。
20世纪70年代，钱令希（左三）在大连新港工地指导施工。
学人小传
钱令希（1916—2009），江苏无锡人，工程力学家。1936年毕业于上海中法工学院，1938年毕业于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曾任浙江大学土木系主任，大连工学院（今大连理工大学）院长，曾兼任中国力学学会理事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著有《超静定结构学》《工程结构优化设计》等。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计算力学的开拓者钱令希先生，是在国际学界享有盛誉的力学家。作为浙江大学教授、大连工学院（今大连理工大学）第二任院长，他也是一位桃李满天下的教育家。钱令希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工程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今年是他诞辰110周年。
传承家训 科学救国
1916年7月，江苏无锡钱氏家族的一座古朴老宅迎来了钱家的小儿子，他就是钱令希。钱令希的父亲钱伯圭，是一位深明大义的进步教育家。他深感国家之落后源于科学不昌，这种“科学救国”的思想，深深影响了钱令希。
钱令希幼年时就开始吟诵《钱氏家训》。家训中“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这句箴言，后来成为他的座右铭。钱令希在苏州中学就读时，一度沉溺于课外阅读，导致英文成绩大幅落后。面对挫折，他展现出惊人的自控力，在长兄钱临照的鼓励下，于短短百日内苦读法语，最终跳级考入上海中法工学院。日后回想起这段“亡羊补牢”的经历，他非常感慨：“学习如同在硬木头上钻螺丝钉，开头先要搞正方向，锤它几下，然后拧起来就顺利了。否则，钉子站得不稳不正，拧起来必然歪歪扭扭，连劲也使不上。求学之道慎起步啊！”
1936年，20岁的钱令希以土木工程科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中比“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的名额，远赴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求学。面对学业，他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决定：放弃直接攻读研究生，选择重读大学四、五年级。两年间，他努力夯实数理基础，如饥似渴地学习土建、机械、电机等专业知识。1938年，他以各科极优的成绩，获得“最优等工程师”学位。
彼时，欧陆风云变幻，中国抗日战争已全面爆发，大片国土沦丧。面对导师的再三挽留和国外工程机构给出的优厚待遇，钱令希毫无眷恋。毕业证书刚一拿到手，他便争分夺秒赶往法国马赛港，满怀着抗日救国的赤诚，经由越南海防登陆，辗转滇越铁路，奔赴大后方昆明，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滚滚洪流之中。
筑路边陲 潜心研学
回国后的钱令希，加入了为打通国际援助通道而紧急成立的叙昆铁路工程局。在人烟稀少、疫病流行的西南边陲，他和同事一起风餐露宿，冒着日军轰炸和感染麻风病的危险，徒步跋涉在140多公里的线路上，完成了上百个桥梁和涵洞的勘测定位。
那时候，工程所需的钢筋、水泥极度匮乏，钱令希用当地的红土替代水泥，用石材替代钢筋混凝土，成功设计了多座涵洞和石拱桥。这段在硝烟与泥泞中摸爬滚打的岁月，不仅磨砺了他的意志，更为他确立了一生恪守的学术准则：理论必须密切联系实际，知识必须依赖于实践并服务于工程建设。
从1941年到1943年，钱令希先后在川滇铁路公司、熊庆来任校长的云南大学和茅以升领导的桥梁设计工程处工作。这期间，他与毕业于河南大学数学系的倪晖结为伉俪，住在只有一口砂锅的阴冷大庙中，甘苦与共。
1943年11月，钱令希奔赴内迁至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执教。尽管这里生活条件艰苦，但大师云集，浓郁的学术氛围让钱令希如鱼得水。在遵义的桐油灯下，他潜心钻研，完成了平生第一篇重磅学术论文《悬索桥理论及分析之改进》。当时，大跨度悬索桥因柔性极大，传统的弹性小挠度理论不再适用，而运用非线性大挠度理论则计算量庞大。钱令希经过缜密推演，对悬索桥的非线性分析做了高度简化，推导出一套完全显式的计算公式以及供工程师使用的曲线，将原本庞杂的计算过程缩短到仅需几个小时的计算尺运算。1948年，该论文在《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会报》发表，震动大洋彼岸。1951年，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决定授予他结构力学领域的“莫采夫（Moiseff）奖”。然而，时值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面对这项荣誉，钱令希掷地有声地回复：“两国交兵，我不要这个奖。”
抗战胜利后，钱令希随浙江大学回到杭州，1950年担任土木系主任。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力学界，经典的势能原理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然而，钱令希在潜心研读浩如烟海的力学史料时，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被尘封了60余年的学术“孤儿”——“余能理论”。早在1889年，德国学者恩格赛（Fr. Engesser）便提出了“余能理论”，但由于当时缺乏严格的数学论证、物理阐释以及有效的工程应用场景，这一理论很长时间没有受到与其价值相称的重视。
钱令希凭借其深厚的数学功底与敏锐的物理直觉，洞察到了余能理论背后的巨大价值。1950年，他在《中国科学》发表论文《余能理论》，论证了余能理论，为非线性问题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能量变分原理。这篇论文对我国力学工作者的变分原理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带来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力学变分原理研究成果。
钱令希一边做着理论研究，一边教书。他那独特的人格魅力与极具启发性的教育理念，深深影响了两位日后名震中外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胡海昌、潘家铮。《余能理论》发表后，他将精心准备的论文抽印本作为礼物送给自己的学生胡海昌，激励其以能量理论为核心深研弹性力学。正是在恩师的启迪与这本小册子的直接催化下，胡海昌毕业数年后提出了举世闻名的三类独立变量的弹性力学变分原理——胡—鹫津（Hu-Washizu）变分原理，成为国际力学界举足轻重的学者。对于潘家铮，钱令希更是极尽呵护。当时，就读于土木系的潘家铮家庭经济极端困难，钱令希从自己微薄的薪水中挤出生活费，按月资助潘家铮直至其顺利毕业，并在其最迷茫时为他指明了走向水利水电建设的人生道路。
为了锻炼学生的学术独立性，钱令希大胆放手，让还是本科生的胡、潘二人阅读浩繁的英文专著，并尝试起草超静定结构学讲义初稿。他将自己的讲稿提纲交予学生挑毛病，师生切磋琢磨，最终整理出版了《静定结构学》与《超静定结构学》这两部在工程界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书中不仅汇集了钱令希早年机动分析的通路法、集体分配法，更创造性地提出了被后人称作“无剪力分配法”的调整分配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土木工程师和力学研究者。
北上大连 以工强国
1951年盛夏时节，西子湖畔骄阳似火，钱令希的人生轨迹迎来了一次转折。为了在新中国东北重工业基地建立一所正规的高水平工科大学，大连工学院院长屈伯川南下杭州，开启了“三顾茅庐”求才之旅。
在浙大，钱令希深受师生拥戴，科研事业正如日中天。屈伯川与他彻夜长谈，从中国共产党延安办学谈起，谈到新中国百废待兴急需工程人才，谈到大连特殊的战略地位，谈到东北庞大的工业基础不能没有力学理论的支撑。他那句“没有国家的安全，我们将失去一切”的肺腑之言，打动了秉持“利在天下者必谋之”信念的钱令希。
1952年1月，在处理完浙大的交接工作后，钱令希风尘仆仆地抵达了大连这个北方沿海重镇。那时的大连工学院办学条件十分简陋，图书馆仅有几排书架，一上午就能翻完全部藏书。然而，这没有让钱令希退缩，反而激起了他极大的拓荒热忱。他将自己的时间换算成“最佳力学结构”，一分一秒都投入这所新生大学的管理与国家的重大工程建设中。
钱令希以超乎寻常的精力，将个人的学术智慧化作了新中国大地上的一个个工程项目。到大连工学院工作后，他洞察到国家“向海图强”的战略需求，遵循屈伯川“靠海吃海”的办学思路，在学校主持创办了全国第一个港口工程专业，并带领青年教师设计了我国第一个现代化渔港——大连渔港。在他的指导下，青年教师邱大洪写出了自己的代表作《关于高桩码头的力学计算》。这篇论文被安排在1957年中国力学学会成立大会上宣读，受到学界关注，为邱大洪的科研生涯打下重要基础。1991年，邱大洪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8年，在钱令希的支持下，大连工学院又创建了数理力学系，学校日后力学、数学、物理学科群的长足发展与之密不可分。
1954年，钱令希受聘担任武汉长江大桥工程顾问，助力完成了“一桥飞架南北”的历史壮举。1958年，他又马不停蹄地投身南京长江大桥的规划与设计。1959年他还参加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的规划会议。基于中国当时的国情，钱令希利用力学中的“薄壁结构”原理，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结构合理、投资节省、施工散热极佳的“梯形坝”新型坝型。这一极具前瞻性的设计理念随后在浙江乌溪江、广西龙门坝等大型水利工程中大放异彩。
20世纪60年代，国家启动了核潜艇研制工程，其中，“潜水耐压锥柱结合壳的强度和稳定性”技术难度很大，堪称“水下工程的巅峰挑战”。当时，对于这项世界级的壳体理论难题，国内尚无相关研究经验和技术积累，也没有任何参考资料，钱令希挺身而出，带领钟万勰等青年骨干组成了攻关团队，接下了这一重任。
不仅缺乏现代计算工具，生活条件也极其艰苦，他们从零起步，凭借扎实的力学功底，通过海量的数值计算与精妙的变分推导，将壳体的复杂受力因素成功纳入计算体系，并最终给出了锥柱结合部位精确的强度与稳定准则。这些突破性的原创成果和后来发表的论文《潜水耐压的锥柱结合壳的强度和稳定性》不仅一举破解了核潜艇的下潜安全瓶颈，更被纳入国家设计规范，并于1978年和1982年先后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与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
20世纪70年代，国家计划引进日本的技术和设备，建设一座能停靠10万吨级邮轮的深水港，但日方要价高昂，态度傲慢，谈判最终破裂。1973年3月，交通部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大连工学院。由土木系、数理力学系、机械系等6个院系及校办工厂组成的400余人的师生队伍打起背包，奔赴现场。
钱令希作为建港指挥部顾问，带领邱大洪、邢至庄、洪承礼等骨干教师成为这场攻坚的核心力量。面对北方海域的冰压力和海浪冲击，钱令希经过反复推演，主导设计了百米跨度的“抛物线空腹桁架全焊接钢栈桥”。钱令希认真总结了国外失败的教训——节点设计不合理、钢材质量差和焊接技术不成熟，同时充分结合大连新港的实际情况，肯定了这种桥型对于大连新港海上栈桥的适用性，坚定了推行这一方案的决心。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这座全长954米的9跨拱形钢结构长桥，飞架在蓝天碧海之间。大连新港投产后，仅用三年半的时间，就收回了建港的全部投资，每年从这里出口的原油占全国总出口量的90％以上，为国家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中国港口事业发展的一座里程碑。该项目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国家建委“七十年代国家优秀设计奖”。设计小组编写的《全焊空腹桁架钢桥》一书，于1982年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为后续类似工程的设计提供了重要借鉴，推动了中国港口工程技术发展。
提携后辈 余韵绵长
如果说变分原理的重构与重大工程的实践是钱令希学术生命的两座高峰，那么培养钟万勰、程耿东、林家浩等一批后来的学术大师，则彰显了他作为教育家的宽阔胸怀。
20世纪60年代中期，电子计算机在国内尚属罕见，大多数国人仅将其视为昂贵的“大算盘”，钱令希凭借对力学发展规律的认识，预见到了计算科学将给力学乃至整个工程界带来颠覆性的革命。他果断预言：“力学与数学的结合催生了近代工程，而力学与计算机的结合必将引发一场新的产业革命。”在他的推动下，大连工学院组建了计算机小分队。为了寻找当时极为稀缺的计算资源，年逾半百的钱令希亲自带领队伍来到上海，租用工厂的计算机。只有到了夜里，工厂下班了，他们才能打开闲置的计算机，进行程序调试。就这样，中国力学软件自主研发的破冰之旅开启了。
在这一征程中，有一个叫钟万勰的年轻人发挥了重要作用。1962年，时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找到钱令希，希望将大连工学院的青年才俊俞鸿儒调入中国科学院工作。钱令希答应了，同时提出希望将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的钟万勰调到大连工学院。钟万勰是我国著名电机专家钟兆琳之子，自幼便展露出惊人的学术天赋。然而，这位28岁的青年学者因性格刚直，个人压力很大，专业研究也陷入了困境。钱令希读过钟万勰关于薄壁构件的学术论文，看到这个年轻人竟能用极其精妙的数学推导改进国际权威的理论时，激动得拍案叫绝：“不一般啊，不一般！”
在钱令希的全力护航下，钟万勰来到大连工学院，将全部才华倾注于计算力学研究。为了不让中国在未来的工程软件上被西方“卡脖子”，钱令希与钟万勰带领团队日夜攻关，终于在极其简陋的硬件条件下，先后研发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CAE（计算机辅助工程）软件JIGFEX（大型组合结构分析软件）和DDDU（多单元、多工况、多约束的结构优化软件），成为我国计算力学和科技应用软件的重大科技成果。这些程序随后被广泛应用于土木建筑、桥梁、造船、航天、机械制造等多个领域。1985年这项成果获得首届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上述软件及其不断更新的版本，为近年来我国发展航空航天事业、打破西方技术封锁，发挥了重要作用。1993年，钟万勰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院士、大连理工大学原校长程耿东也是钱令希一手提携的后辈。1973年，相关政策允许为科技专家配备助手，钱令希抓住这个机会，把在外地中学当老师的程耿东、林家浩调回了大连工学院，让这两位力学基础扎实的学生走上了更适合他们发展的科研道路。改革开放初期，钱令希又推荐程耿东远赴丹麦，跟随国际著名力学大师尼奥尔森（Niordson）深造。程耿东学成归国后，钱令希鼓励他在学科交叉与拓荒中挑大梁。在钱令希的悉心栽培下，程耿东迅速在国际结构优化界崭露头角。
钱令希深谙科研团队建设之道，他曾说：“一个学术团队不能仅靠‘车头带’，而是要像动车组一样，激发每一个细胞的动力。”在他的悉心指导下，大连理工大学培养了一支星光璀璨的力学阶梯队伍。
“献身科教效春蚕，岂容华发待流年。翘首中华崛起日，更喜英才满人间。”这是1978年，年过六旬的钱令希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写下的言志诗，也是他一生真实的写照。
1982年，经钱学森推荐，钱令希当选为中国力学学会第二届理事长。钱学森评价说：“钱令希教授紧跟时代的步伐，及时更新知识，走到了前面。我表示十分钦佩！”
晚年的钱令希，依然笔耕不辍，对后学的关怀从未停止。他慷慨解囊，设立“钱令希力学奖励基金会”，勉励青年学子勇于创新。他将自己珍藏的名贵书画，无私捐献给旅顺博物馆，让文化遗产泽被后世。在他晚年提笔写下的《四乐》心得中，我们读到了这位科学家“知足常乐、助人为乐、自得其乐、奉献为乐”的人生感悟。
从战火纷飞的叙昆铁路，到气势宏伟的长江大桥；从潜心推演的变分原理，到高效迅捷的计算力学程序，钱令希的一生，不仅是一部中国现代力学发展史的缩影，更是一曲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长歌。
正如程耿东所言，钱令希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与大连理工大学紧密相连，他作为科学家爱国奉献的高尚情怀、严谨创新的探索精神，作为教育家兼容并包的宽大胸怀、求贤若渴的人才观念，已经深深融入大连理工大学的文化血脉。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大连理工大学校园内，“令希图书馆”书香盈溢，他的塑像静静注视着来往的青年学子。那饱含深情的凝望，是对中国科学与教育事业最深沉的爱。
（作者：刘元芳、吴琳，分别系大连理工大学教授、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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